抓紧时间,在灵魂还未彻底腐烂前自我了断。
——自杀互助小组宣

戯作三昧:


我们必须谨记:在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之下,德语也未能幸免。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恰巧都说德语。纳粹主义恰恰在德语中找到为其野蛮所需的表达。希特勒在母语中听到了潜藏的歇斯底里、混乱以及催眠、发呆。他准确无误地潜入德语的潜流中,进入黑暗和啼哭的地带,这地带相当于语言的婴儿期,过了这个时期,语词才慢慢发育成熟,与精神临时接触。不同于歌德、海涅和曼所听到的音乐,希特勒在德语中听到另一种音乐;刺耳的韵律,一半是夹缠不清的行话,一半是淫词艳语。对于他的怒吼,德国人没有带着恶心与怀疑走开,而是高声呼应。上百万的民众扯着嗓子跺着脚应和。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会在任何语言中找到恶毒无耻的资源。但是近代历史表明,这些资源非常方便,在日常话语的表层就触手可及。有人用之写出《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的德语,随时愿意滑入地狱。(在德语词“喷”被频繁地用来形容犹太人在刀尖下“喷血”的场面之后,这个词汇怎样才能恢复其健康的意义?)


这就是纳粹帝国统治下德语发生的状况。不是沉默或躲避,而是出现了大量愿为纳粹服务的精确词汇。纳粹时期特别的恐怖之一就是,一切发生的事都被记录下来、分类、编年、归档;德语被用来表达任何人都不应该开口、任何人都不应用纸写下的东西。回想那时所做的东西,所说的东西,都让人觉得恶心,无法忍受,但我们必须面对。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速记员(通常为女性)认真记录下因扭伤、灼烧、鞭打而发出的恐惧与痛苦的种种人声。贝尔森和马特豪森集中营中的酷刑和实验都有准确记录。达豪集中营里规定的鞭刑时具体的抽打次数也记录在册。当波兰的犹太拉比被迫用手和嘴清扫公共厕所时,旁边有德国官员做记录、照相,还给相片加上标签。纳粹的精英卫队在死亡集中营门口将母子分开时,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用欢呼声宣布即将到来的恐怖时刻:“好,好,把犹太人扔进烟囱!”


那不能言说的东西被一遍又一遍地说了12年。那难以想像的东西被记录下来、编制索引、存档备查。在华沙,那些把生石灰倒入下水道、处死活人或掩盖死尸恶臭的人,在家书中谈及此事的时候说,他们必须“清除害虫”。他们在信中还索要家庭相片或送去普通的问候。沉寂的夜晚,神圣的夜晚,舒适的夜晚。被用来统治地狱的言语,句法中开始染上了地狱的气息。语言被用来摧毁人之为“人”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兽性的主宰。渐渐地,语词丢失了本义,获得了梦魇般的意义。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成为两脚虱子,正如纳粹党的宣传手册上所说,像“肮脏的墙上的蟑螂”,他们是优良品种的雅利安人必须清除的腐烂臭虫。“最后的解决”逐渐意味着六百万人在毒气室里死去。


德语不仅感染了这样极端的非人道,它还被用来执行数不清的谎言,说服德国民众相信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无往不胜。当失败开始笼罩纳粹帝国千岁,这些谎言积成了不化的雪堆。德语开始颠倒黑白,将黑暗说成“光明”,将灾难形容成“胜利”。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是留在纳粹德国的少有的正派作家。他注意到字典中对希特勒时代德语的一些新定义:


“在1943年12月,俄国人把我们逼退1500公里,并且还突破了我们前线十几个点,当时,有一名身材小如蜂鸟、温柔如小狗一样的中尉说道:“最重要的是猪还没有突破防线。”“突破”、“击退”、“清除”、“灵动的战线”——这些词有很强的正反意义,可以唬人,也可以掩盖事实。斯大林格勒战役——偶然的悲剧。U潜艇被击沉——只是不经意地被英国人发现了技术上的小问题。蒙哥马利将隆美尔从阿拉曼一直追赶到那不勒斯,长达4000公里——因为巴多格里奥集团的背叛。”


随着复仇的圈子套在德国头上逐渐收紧,这些谎言的雪花累积成了猛烈的暴风雪。在空袭警报的间隙,戈培尔等声音在电波中安慰德国民众,他们将要发射“巨型的秘密武器”。在“第三帝国”的末日,希特勒走出地堡掩体,视察一排面色死灰的十五岁的新兵,他们是柏林的最后防线。当天的政令上说“志愿兵”和精锐部队紧密地团结在元首的周围,战无不胜。噩梦在一个无耻的谎言中嘶的一声破灭。“优等种族的雅利安人”被郑重其事地告知,希特勒正在前线的战壕里,抵御“苏魔”(Red)对首都心脏的进攻。而事实上,这个小丑已经带着情妇死了,躺在混凝土浇筑的安全地堡里。


语言有着巨大的生命潜力。它们可以吸收大量歇斯底里的、没文化的廉价词汇(奥威尔揭露了如今的英语便是如此)。但是,总会有一个断点。他们使用一种语言来构想、组织以及为贝尔森集中营辩护,使用这种语言来制订毒气室的操作规范,使用这种语言在12年精心策划的暴政中将人变成非人。语言总会发生一些变化。将语词变成希特勒、戈培尔和成千上万的党卫队使用的语词,提供恐怖和谎言。语词总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谎言和施虐会残留在语言的骨髓里。刚开始可能很难发现,就像辐射线的毒性一样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骨内。但是癌症就这样开始了,最终是毁灭。语言不再成长,也不再清新。它不再具有过去那两大主要功能:提供我们称之为法律的人文秩序,传递我们称之为优雅的人性精华。克劳斯·曼在1940年的日记里痛苦地注意到,他不再阅读新出的德语书籍,“是不是希特勒污染了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语言?”答案可能是。


然而,那些语言的卫士,良知的看守者,他们又发生了什么?德国作家又发生了什么?有些在集中营遇害;有些,像本雅明,在落入盖世太保之手前动手自杀,因为盖世太保要磨灭他们身上残留的一点上帝的影子;大多数作家选择了流亡,比如,最优秀的戏剧家布莱希特、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最重要的小说家托马斯·曼、韦尔弗(Franz Werfel)、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布罗赫。


若要理解德语及其声音灵魂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集体大流亡就显得非常重要。有的作家是为了逃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害虫”。但许多人原本可以留下,成为纳粹政权尊贵的雅利安上宾。纳粹分子太急于留住托马斯·曼,因为只要他能留下,就会给帝国文化带来光彩和荣耀。但是,曼不会留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德语上的一切,他感觉到,只有在流亡中,德语或许才能逃过最终毁灭这一劫。他离开德国的时候,拍纳粹政权马屁的波恩大学取消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致波恩大学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曼解释了一个使用德语传播真理和人文价值的人为何不能选择留在希特勒的纳粹帝国:


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维护一种语言及其纯洁性的责任,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精神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有一种美学意义。对语言的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类的责任……面对我的国家每天发生了的、每刻正在发生的不可弥补的邪恶,摧残肉身、灵魂和精神,摧残正义和真理,摧残个人和人类,一位习惯用写作来承担责任的德国作家,应该保持沉默、完全沉默吗?”


 -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哎呀我突然又好爱他!如果他知道了莱维描述的这些情形,该多么痛心啊……



  
  
  

  
  

 -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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